一 李约瑟其人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是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技史大师和中英文化交流的“人民友好使者”。1943年2月，被委任为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代表和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的李约瑟抵达重庆，开始其三年多的在华工作。在此期间，他不仅为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做了巨大努力，而且在向西方介绍战时中国科学技术的成果、建议把援华工作变成双向的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关于中国文明的一些重要认识，萌发了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想法。同时，他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到近代却落后了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二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

    李约瑟提出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他通过对中国的了解，不同意西方人通常所持的“中国古代只有人文科学，没有自然科学”的观点，不同意西方忽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近代文明所作的贡献。这可以从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评价和对战时中国科学技术现状的考察中看出来。

   《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对“李约瑟难题”的表述更全面：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立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 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从表述中我们则可更明确地看到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基本评价：（1）中国古代科学停留在经验阶段并只有原始型理论；（2 ）尽管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没有创造出“希腊奇迹”，但中国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许多方面都走在具有较高理论和方法论水平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前面；（3）尽管中国在15世纪以前有着许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并能使之有效地加以运用，但中国始终未能创立出“近代科学”。

三 李约瑟本人对其难题的认识

 

 

    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近代却落后了的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李约瑟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方不同。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到现代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而在中国和印度，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行活动相联系；没有选举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同时，古代中国在实现首次统一后，不是实行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他进一步说，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李约瑟说，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但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中国，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而在欧洲，科技的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另外，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的这一看法，应当说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四 对“李约瑟难题”的解读

 

   要对“李约瑟难题”有更深的认识，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搞清三个关键问题：

1 “科学”的含义是什么？

2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3  古代的“科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内涵是否一致？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科学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思想和行为，是理性思维在经验目的上的应用，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中，人们实现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即科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形式。

    从对科学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至少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知识——人把理性和经验运用于自然界所取得的思维成果；方法——人们探索、研究、利用自然界的手段；活动——人们探索、研究、利用自然界的社会行为。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的分析。先看科学知识，人们通常把科学知识分为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认为经验知识是通过对经验的总结而形成的知识，而理论知识则是运用概念、命题、推论形成的知识，并认为二者有着根本区别。然而，真正说来，这种划分则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经验知识与理论知识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而且经验知识同样要运用理性思维才能得到。《九章算术》的“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即弦”被许多人认为只是经验知识，但是，这样的经验知识没有一定水平的理性思维是决不可能得到的。另一方面，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所谓理论知识归根到也只是根据某一特定“范式”建立的知识，是依赖于特定“范式”而成立的。因而理论知识象经验知识一样，也并不具有绝对真正性的价值。

    其次，关于科学方法。按照传统的看法，科学研究活动须有一套严整而规范的方法。19世纪时即有赫歇尔、惠威尔等人提出“归纳——假说——演绎——检验”的规范科学方法论。20世纪初逻辑经验主义又运用现代逻辑工具建立起了更加严整的归纳主义方法论，认为科学就是严格按照归纳推理的模式建立和发展的。然而，随着对科学史的深入研究，随着对“科学”的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理解，人们发现，建立规范的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只不过是科学哲学家一厢情愿的理想；科学研究活动并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方法论准则，而是运用着包括直觉、想象、虚构、皈依等非理性方法在内的一切方法。简言之，当代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已经表明，把归纳和演绎看作科学的唯一方法，甚至认为没有建立系统的归纳和演绎方法论就没有科学方法的传统观点是不符合科学史实的。

 

　　最后，关于科学活动。科学活动既是创造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源泉，又是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运用。所以，科学活动在“科学”的内涵中居于核心地位。可以说，有没有科学活动是判别有没有科学的直接因素。从我们今天的情况来看，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科学活动主要地是在社会所建立的科学院、研究所和大学中进行。勿庸讳言，中国古代的确没有这样的科学活动方式。但若以是否有这样的活动方式来判别是否有科学，那么，不仅中国古代，就是欧洲在18世纪中期以前也不曾有过科学。因为这样的科学活动方式仅是在18世纪中期以后才在欧洲逐步形成的。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古代显然是有科学的：就象伽利略前的欧洲科学形式不同于近代科学一样，中国古代科学也是与近代科学不同类型的科学；如果说古代的“科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内涵不一致，那么这种不一致并不影响对中国古代存在科学的界定。这样就回答了后两个问题。

   

    在对三个关键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之后，我们再正面分析一下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可能原因。

    笔者认为封建制度的长期束缚，封建政策与传统的制约，以及近代中国的频繁战乱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

    第一，从封建制度本身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同时，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第二，从封建王朝政策与传统的角度看，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是中国科技走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重文轻技和迷信落后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同时，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缺乏理论探讨的传统，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以“祖传秘方”形式相传，大大制约了科技水平提高。第三，近代中国战事频繁；明朝已经表现出自然科学兴盛的迹象，但随之而来的是伴随三次内战的三次外敌入侵，将现代文明的火种彻底淹灭了，明、清、民国到共和国，环环脱节。此外，缺乏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考试机制、缺乏刺激优秀人才从事发明创造的专利机制、缺乏让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机制，同样使近代中国科学落后，使中华文明止步于以瓷器、纺织、造纸、火药、农业、建筑为代表的工匠文明和经验文明，没有出现现代科学的兴盛。

    对“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很多，笔者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对其的认识和探讨也许比较粗浅，但笔者认为，对“李约瑟难题” 探讨的意义不应仅局限在逻辑与哲学层面，不应仅局限于个别词句的探讨，我们更应注意其现实意义，以史为鉴，解决“李约瑟难题”就是不要让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历史重演，从这个角度，“李约瑟难题”就更富有与时俱进的意义了。